4月26日，澎湃新闻与腾讯公司联合主办数字原野年度讲坛暨颁奖典礼。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贾康教

4月26日，澎湃新闻与腾讯公司联合主办数字原野年度讲坛暨颁奖典礼。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贾康教授以“数字经济如何促进高质量就业”为题，分享了他对高质量就业的定义理解，并就数字经济如何促进高质量就业给出了自己的思考。

以下为贾康教授演讲实录，由澎湃研究所整理，以飨读者。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教授贾康

【资料图】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这和人类社会推进现代化有共性的一般规律，也有个性的特定规律，两者相结合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别无选择，必须跟着数字经济创新大潮实现高质量升级发展。

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遭遇各种挑战，经受历史性考验。在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等"稳中求进"的取向下，数字经济已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促进了新增市场主体的快速增长，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持力量。2021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45.5万亿元，占GDP的比重近4成，数字经济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之一。

结构性就业矛盾：失调中的危机

数字经济的发展需要各方面的配套支持，如进一步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互联互通智能化。数字经济产业化、产业经济数字化，意味着作为中国国民经济脊梁的实体经济，特别是其中的制造业要改造升级，要把中国经济的发展推进在高质量发展的轨道上，而这也意味着必须推动数字经济持续赋能，使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达到中国式现代化的客观要求。

同时我们要意识到数字经济的发展，也必然带来对传统行业就业机会的排挤效应，这在人类社会一轮轮创新发展的过程中，早有历史经验。上世纪初期，汽车出现后，马车行业全链条上的就业受到了汽车作为新代步工具的挑战，马车供应链上的就业机会受到排挤。但总体的发展结果是新兴产业提供的就业机会，在很大程度上，冲抵了其对旧产业就业的排挤效应。

我们在认识数字经济对于一些传统产业就业的影响时，应该将历史经验结合现实做全面的把握。数字经济在增加就业机会的同时，对就业的结构性产生重大影响，而结构性就业矛盾已对中国提出了挑战。

非常突出的一个挑战是，统计上称为16-24岁的青年就业困难，包括一些硕博士高学历人群，对于这个就业结构失调的特征，我们要特别加以关注和做出中肯的分析。

人力资本新生代由教育体系输送出来，却不能适应、满足社会实践需求，教育的“产能”不适应社会有效需求，无法形成有效供给。媒体曾报道，5/6中国医科大学的毕业生不能走上医生的岗位，我当时看了以后还是很受震动的，如果说大比重的毕业生不能当医生，他们做什么？回答是大多数人做医药代表，卖药去了，那么再继续问到底什么原因造成这种情况？可能至少有几种不能不指出的原因。

第一，教育系统培养的未来的医生人才，普遍是分科的，例如内科、外科、耳鼻喉科等。而现实生活中，大量需求的岗位是全科医生，他们不能对应这种有效需求，形成有效供给。

第二，毕业生希望留在大城市，特别是北上广深这样的一线城市，他们很难接受到县，甚至乡镇级医疗机构去工作。而现实恰恰是大量的需求在县和乡镇。

矛盾就表现在结构上，如何通过优化人才供给结构去适应社会需要。

优化就业结构，要紧密结合数字经济时代提供的种种创新支撑力量，要对接已经提出的“高质量就业”这样一个概念。

“高质量就业”的可能性

中国的民营经济已经不止半壁江山，1.6个亿以上的市场主体里绝大多数是民营经济，他们在带动一批新的就业岗位的涌现，以此缓解就业压力。过去说90%以上的城镇新增就业由民营企业提供，而依据统计局数据，2020年以后，中国城镇新增就业岗位100%甚至100%以上是民营企业提供的。

怎么会出现100%以上呢？国有企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总体的发展趋势是资本密集型，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使国有企业提供的就业总规模有所萎缩，萎缩的部分由民营企业来提供就业岗位“回填”，所以是100%以上。在民营企业中发挥着创造就业龙头作用的平台企业，产生了直接、间接，或辐射的作用。

民营企业绝大多数是小微企业和接近一亿的个体工商户，他们提供的就业岗位，渗透在中国经济生活各个毛细血管的节点上，对于全局的意义是合成的，是非常值得注意和加以养护的。新增就业岗位，对于16-24岁这些走向市场的年轻人安居乐业，会起到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

在短期结合中长期的视角上，要特别注意教育结构优化，按照数字时代企事业人才的需求调整教育体系和专业设置，以系统性的解决方案使人才供需能够更好地匹配。客观地讲，这个变量相对而言有“慢变量”的特征，所以在解决就业结构性矛盾的时候，既要有一些结合中长期通盘的安排，也要有一些过渡性举措。

现阶段，一个更为迫切的命题是，在数字经济推动下，更好地发挥平台企业"完成整改"、引领发展的作用，在走向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实现高质量就业。

谁来定义“高质量就业”

过去经济学比较强调的是“充分就业”，为什么现在还有“高质量就业”呢？显然它跟高质量发展有内在的关系。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指出“充分就业”，指的是某一个工资水平之下所有愿意接受工作的人都获得了就业机会。

这个“充分”并不等于100%的就业，仍然存在一些可以接受的摩擦性、结构性失业。但是这种失业状态一般来说存在的间隔期比较短，失业率可以等同于自然失业率。

我认为所讨论的“高质量就业”可不仅仅是“充分就业”，谁在定义“高质量就业”，它涉及的主体至少有三方面。第一是劳动者，一般认为就是雇员、劳方，在薪资方面要满足高质量生活的需求，其高质量就业的核心要义主要是薪酬水平够“高质量”。

第二是资方、雇主。他们希望在有双向自由选择的情况之下，能够既招来令资方满意的雇员，又能够达到尽可能控制劳动成本的目标，会认为这种情况属于他们的“高质量”。

第三是政府管理部门。他们的视角更注重于要满足社会成员、社会公众基本的安身立命保障，既要实现自身在促进高质量就业方面的政府责任，控制总体失业率在比较低的水平，又要在就业令人基本满意的情况之下，实现经济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如何促进高质量就业

以平台企业引领发展作为抓手。平台企业要依托自身的成功经验和创新举措发挥辐射作用。平台经济在经济价值上生发出的正外部性的社会价值，直观地来看，表现为头部企业数量不多，但它们的上下游由大量的中小微企业形成供应链来共同发展，这种正外部性在研究中已经给出了理论联系实际的表述，我们称为平台经济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综合认识。

那么在这种综合价值发挥作用的过程中，平台要更多面向中小微企业和上下游产业链的各个环节，以交流分享、技术赋能、资源对接等等多样方式，形成积极的辐射式“引领”带动作用，促进生成一系列新的就业岗位。

在依托平台企业区别于传统企业发展的韧性和适应性方面，应积极发挥引领作用和挖掘潜力，在特殊的经济社会波动冲击之下，形成对经济发展的有力支撑，引领、维持社会就业总体稳定发展。

政府引导平台企业协同促进高质量就业。平台企业绝对不能等同于慈善机构。首先他们是在商言商的市场竞争主体，各个大平台企业都有自己基于企业自身目标的战略规划，也应该掌握应有的企业自主的生产经营决策权。所有的市场主体，首先自己能够在竞争中、在遵纪守法的情况之下生存，企业不能生存下来谈什么社会责任？加入竞争能够安身立命继续发展，就可能更好地发挥社会责任，提供就业机会，促进社会经济发展。

政府在尊重市场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要依托经济利益杠杆，合理地引导平台企业协同推进高质量就业，如减免税收、财政资金做贴息而形成的优惠贷款和产业引导基金等。

政府要做好必要的过程协调和社保制度的安排，使社保体系进一步发展健全，分配政策进一步优化，以此促进利益平衡和社会稳定。每一轮创新发展都必然产生一批被边缘化的传统产业从业者，需帮助他们能够适应这样的一个过程，跟上经济社会发展，共享改革开放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