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山历史悠久，宋韵文化厚重，亮点纷呈，表现多元，承载于萧山的水文化、名人文化、宗教文化、移民文化、方言文化、地名文化等各种历史文化

萧山历史悠久，宋韵文化厚重，亮点纷呈，表现多元，承载于萧山的水文化、名人文化、宗教文化、移民文化、方言文化、地名文化等各种历史文化之中。萧山之所以宋韵文化如此深厚，原因在于南宋建都杭州，萧山是仅与其一江之隔的卫星城;有令人仰慕的优越山水环境;社会各种文化现象的影响。我们要通过各种途径擦亮萧山的宋韵文化，为萧山文化添彩，助推经济社会之发展。

萧山历史悠久，文化深厚。有8000年的跨湖桥文化，有逾越2000年、经久不衰的越文化，有与中国共产党一起诞生的红色文化等。这些萧山人比较熟悉，甚至可能如数家珍。但萧山还有大家比较陌生的、却草蛇灰线般浓厚的宋韵文化。宋朝是我国历史上的重要朝代，文化底蕴深厚。奥地利学者康拉德·洛伦茨说：“文化可以说是人所特有的生活活动方式，它存在于人们生活的一切环节之中，体现了人与人之间，人与周围环境之间各种不同关系和联系。它既以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方式和成果的具体形式表现出来，也在社会设置、惯例、习俗、传统，以及生活方式和价值定向这些抽象形式得到体现”。但其中只有“蕴含的优秀文明元素、内在精神和传延至今的文化价值”才能谓之宋韵文化(陈野：《从实践价值出发推进宋韵文化研究》)。

萧山宋韵文化厚重，亮点纷呈，表现多元，承载于萧山的水文化、名人文化、宗教文化、移民文化、方言文化等各种历史文化之中。

水文化中的“宋韵”

萧山位于钱塘江南岸，是典型的江南水乡。江河湖溪皆有。北濒的钱塘江，流经上游新安江、中游富春江后，流至萧山闻堰，最后绕萧山之北而注入杭州湾。钱塘江涌潮气势雄伟，景观奇特，唐代就是一条诗路。至宋更是诗词之路，歌咏钱江潮的词赋众多。这方面的书籍甚多，如褚云皎的《天下奇观钱江潮》(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0年8月版)，有宋诗59首。最有名的数宋范仲淹的《和运使舍人观潮次韵》：“海面雪霆聚，江心瀑布横”、潘阆《洒泉子·长忆观潮》：“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我们经常说唐风宋韵，这些歌咏钱塘江涌潮的诗赋是宋韵文化的极品。

湘湖至今已有九百年，其中的宋韵文化也非常厚重。它成湖于北宋政和二年(1112)。但仅十多年时间，进入了南宋。

南宋绍兴二十八年县丞赵善济制定出《均水法》，对九乡农田，按地势高低定出从第一至第六霪穴的放水顺序，并规定沿湖18个霪穴的放水量;淳熙九年县令顾冲，对其进一步完善，规定《湘湖均水约束记》，适当削减8个乡供水量，增加许贤乡的用水，同时规定放水、停水时间，刻石立碑，以示遵守。约30年后，郭渊明任萧山知县，宣布山脚与湖体之间土色的界线，“湘湖金线”由此诞生。从此，湘湖管理有序，进入繁荣期。所以，周易藻说“湘湖水利始于杨，成于顾”，美国学者萧邦齐也在他的《湘湖——九个世纪的中国世事》中写道：“湘湖最初的一百年，那时四位著名的官员——杨时、赵善济、顾冲和郭渊明——创建了此湖”，把赵善济、顾冲和郭渊明也作为湘湖的创始人。可见，湘湖开筑于北宋末，完善于南宋，积淀着浓浓的宋韵文化。

浙东运河也同样。宋代经过对运河的多次整治，不但可以向东经由姚江通达宁波，而且航运条件也大为改观。自萧山至会稽的“运河水路”“胜舟五百石”。浙东运河的对外功能更加突出，水上运输更加繁忙。“宋代的对日本，对朝鲜和对南洋诸国的贸易和文化交流，极大比例就是循此路往来。”(潘承玉：《浙东运河，中国大陆连通外部世界的千年大动脉》)而日本、高丽、真腊、占城、大食等国的外商，来浙贸易也是从浙东运河入境，或至杭州，或再至北方。北宋派员出使东南亚诸国，走的也是此条水路，南宋定都杭州后，更是如此。2019年11月中旬，萧山主办的“浙东运河沿岸文旅融合路径暨地方文献开发研讨会”，将论文集定名为“中华文明外传之路”就是这个含义。但凡中国对外，或是外商抵中，走此路的，必定经由萧山。可见，浙东运河也是一条积淀浓厚宋韵文化的水路。

以上水文化仅以一江(钱塘江)一湖(湘湖)一河(浙东运河)为例，说明萧山的水文化有着满满的宋韵文化。

名人文化中的“宋韵”

萧山名人文化也非常丰厚。作者与朱淼水先生合著的拙作《百位名人与萧山》，涉及两宋名人多多。北宋名臣范仲淹于写《岳阳楼记》的前6年，即1038年抵达萧山，写下了《江城》和《题广惠寺》(广惠寺位于戴村孝悌乡)两诗;南宋爱国诗人陆游与萧山可谓常来常往，或是专程，或是途经，正如他自己的《萧山》诗中所言：“浮家从此往来频”。南宋抗金名将岳飞于绍兴年间经萧山前往诸暨探访隐居在白鹤山下的好友陈协。来到欢潭村口因天气炎热，偕同将士们一起喝路边小潭里的水。为纪念岳飞这位民族英雄，人们将小潭拓宽，筑成直径3米左右的七角潭，并刻上碑文，成为“欢潭”。

名人文化中，两宋有七位皇帝与萧山的关系非常密切。南宋开国皇帝赵构(1107—1187)，即宋高宗，宋朝第十位皇帝。他是北宋靖康年间在金兵进犯的动乱中即位的，建炎元年正式称帝。但北方的金兵仍野心勃勃，欲亡宋朝，大举南下，赵构只得仓促逃至临安(今杭州)，但金兵依然穷追不舍，他无奈渡过钱塘江，经萧山逃至温州、台州沿海一带。不久，在岳飞等爱国将领的奋勇抗击之下，加上金兵孤军深入难以维持，退至长江以北。赵构才被迎至越州(今绍兴)，于绍兴五年正月十四定都临安(今杭州)，坐稳了半壁江山的皇帝宝座。

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史料记载，宋高宗浙东运河行程不下5次，其中3次经过萧山。第一次，于建炎三年十月戊寅，赵构从平江府(今苏州)出发走水路，于癸未到达临安。庚寅，御舟过钱塘江驾临萧山，经西兴运河，壬辰到越州。1987版《萧山县志》也写道：“高宗赵构南逃，停宿萧山，后逃往温州”。

第二次，从越州至钱清(时属萧山)，再返越州。建炎三年十一月己巳，赵构由越州返临安，当晚舟行钱清堰时，奏报宋师败绩，金兵已渡长江。他只好于次日返回越州，改由浙东入海。

第三次，从绍兴返临安。绍兴二年正月壬寅，赵构御舟从绍兴西行，晚上至钱清堰，甲辰至萧山，乙巳候潮渡江，丙午至临安府，前后共4天。赵构回到了临安后，设置百官，政权才渐趋稳定。

因赵构多次途经萧山，使萧山民间留下许多意蕴深远的历史故事，如“泥马渡康王”等。

南宋的六位皇帝死后都葬于绍兴上皇山(绍兴市区东南18公里的富盛镇宝山内，亦称绍兴茶场)，世称宋六陵。后宝山之地亦改称攒宫，是江南规模最大的皇陵区。六位皇帝的灵柩均经萧山官河而抵达绍兴。史料均有记载，赵构的记载尤详。当朝大臣周必大所作的《思陵录》曰：淳熙十五年正月初十，陵墓动工修建，至三月十二毕工，历时二个月零二天。三月十八开始出殡，从新开门(在杭州清河坊与望江门之间)出发，登舟渡钱塘江抵达西兴。由马车送行二三里至运河埠头，由108只大船开道，104只押后，自黎明出发，至萧山县城江寺已经是傍晚，在江寺宿夜，十九日再行35里至白鹤桥(今衙前)午餐，后又前进15里至钱清江边。因当时钱清江水位低于运河，两岸设坝，至钱清江涨潮与运河水位相平，才能拖坝过江，因此船队到钱清时又是夜晚。二十日续行，在柯桥休息用膳后，至晚进入绍兴城。这支由二百多只船只组成的出殡队伍，从出发，横渡钱塘江，穿越萧山的古运河，历时5天，才最后抵达绍兴上皇山山麓墓地。

南宋赵构皇帝后的其他五位皇帝，即孝宗于淳熙十六年六月崩、光宗于绍熙五年八月崩、宁宗于嘉定十七年闰八月崩、理宗于景定五年十月崩、度宗于咸淳十年七月崩后出殡，均经由萧山运河至绍兴上皇山，大致情况相同。其中的宋理宗，还有一个与萧山的故事。萧山竹林寺，原在现城厢街道城河惠济桥北堍，南齐(497—502)时，悟真和尚所建，始称“吉崇寺”，后因此地“紫竹成林”，竹影婆娑，改名为竹林寺。至后晋天福八年，高昙禅师“得异授而兴医业”，积资筹金在原址上重建寺院，名为“资国看经院”。高昙就是竹林寺妇科的创始人。北宋太平兴国七年改赐为“惠通院”。

南宋绍定六年六月，宋代的第十四位皇帝，即南宋的第五位皇帝宋理宗赵昀的谢皇后患了重病，久治不愈。后召竹林寺五世僧静暹入宫为谢皇后治病。静暹禅师对妇科很有研究，医术高超，极危极险之病，一经他手便化险为夷。静暹用秘方一剂，谢皇后顿时病愈。宋理宗大喜，当即颁封静暹为“医王”，并亲笔御书“惠济寺”，又敕赐“晓庵”(静暹法号)、“药室”两匾，并诰曰：“种德种杏，寿国寿人，朕惟赐额晓庵，敕惠寺济，乃祖乃师，尔徒尔孙，建王十世，俾寿千春。”自宋理宗敕赐以后，竹林寺土木大兴，寺宇顿时壮观，名声远播。

北宋的第八位皇帝徽宗、徽宗郑后、高宗邢后等陵以及众多皇室大臣之墓亦建于绍兴宋六陵，他们死后的灵柩也大多经由萧山，也有许多“故事”。

宗教文化中的“宋韵”

佛教产生于公元前6世纪的印度。两汉之际传入中国，汉献帝末年至三国吴时，开始在江南传播。于晋朝传入萧山。南朝时，封建统治者大力提倡崇敬佛法，南朝的宋明帝、梁武帝、陈后主等莫不给予政治上的保护和经济上的支持，尊礼高僧。南齐宰相竟陵王萧子良，为僧众设斋，亲自给他们端水送饭。梁武帝时，将佛教定为国教，佛教的影响空前扩大。

萧山佛道两教同时呈兴盛景象的是在宋朝。佛教除一些旧的寺院重建外，还新建了很多的新寺院。北宋建隆元年重建衹园寺，新建的如百步寺，建于北宋乾德二年、曹山寺建于乾德四年、地藏寺建于熙宁六年、先照寺建成于南宋年间、崇福寺(今杨岐寺)建于南宋嘉定二年，普福庵和施水庵建于宝庆年间，延庆寺建于淳祐元年、冠山寺建于咸淳元年、慈济寺建于咸淳年间。据李维松先生研究，宋代建成的还有罗峰寺、元兴寺、龙泉寺、元兴寺、太平庵等，同时建成一大批土谷祠。

道教，建成楼塔回龙庵、河上岩将庙、所前大山庙、义桥潋堰庙。张夏因治理钱塘江成绩卓著，萧山民众尊其为水神，沿江都立庙祀奉。南宋建都临安(今杭州)后，因赵构信奉道教，助长了萧山道教的流传与发展，建起了蒙山老岳庙、瓜沥长巷庙、南阳黄山庙等一批道教建筑。

宋代寺院的发展对后世佛教在萧山的弘扬，起着很大的影响，尤其对临济宗在萧山的传播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总之，萧山的宗教文化，与两宋关系极为密切，宋韵文化极其深厚。

移民文化中的“宋韵”

萧山历史上曾有五次移民高潮。其中两宋之间，是第二个高潮期。许多姓氏，如赵、王、陈、李，都是此时进入萧山的。1987年版《萧山县志》介绍萧山大姓来历15个，其中有7个来自这一时期。特别是陈、王两姓迁入萧山后迅速向周边辐射，成为目前萧山人口最多的两姓，所以萧山有“遍地王，邋遢陈(尘)”之说。据史载，北宋大中祥符五年(1012)，萧山全县为23086户，39453丁，到南宋嘉泰元年(1201)已发展到29063户，44643丁。他们主要生活在萧山的中部地区湘湖周边。他们不仅将他们本土的风俗、文化直接带到萧山，在为萧山的开发增加劳力，带来了北方先进的生产技术、经验和新的社会生产方式的同时，促进萧山中部地区经济社会的巨大变化。为养活新增人口，掀起了开垦湘湖周边荒地的热潮，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和手工业、商业的繁荣。

除上述载体外，宋韵文化其他尚存在于萧山的地名文化，如湘湖、欢潭、岳驻等;宗谱文化，如《古越萧南丁氏宗谱》，创修于南宋开禧元年(1205)、《萧山桃源朱氏宗谱》创修于南宋淳熙六年(1179);方言文化等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