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作家协会召开了一个作家讨论会，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次会议讨论三位作家：武歆、龙一、秦岭。会议还配备了速记员，这也是前所未有的。

天津作家协会召开了一个作家讨论会，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次会议讨论三位作家：武歆、龙一、秦岭。会议还配备了速记员，这也是前所未有的。历史已经跨入新世纪，新世纪的作家自有新面貌。作协三会合一，或许是精简会议，或许是人才辈出，只能增加密度。

这三位作家各有特色，风格迥异。武歆熟悉工厂工人，关注小人物的日常生活，但并不把庸常生活看成死水一潭，也不热衷于表现庸常生活中的沉溺，而是在平庸生活中发现洋溢着生命活力的灵动的个性，正如他自己所说：“表现庸常生活中的生命激情。”开研讨会前他还发表了一篇写长征的《枝岈关》，开拓了新的题材领域，受到大家注意。我对武歆有所了解，2005年在《天津作家》发过一篇文章《表现庸常生活中的生命激情》，评论2004年武歆的创作。

龙一是作协创评组的，应该是搞评论的，后来突然写小说，我很意外。他擅长创作历史小说，平时博览群书、见多识广，为他的创作提供了条件。读了《我只是一个马球手》，我给《天津作家》写了一篇评论，题目就是《名副其实的历史小说》。龙一蜚声文坛的短篇小说《潜伏》，2006年年初已经发表，当时影响不大，所以在这次研讨会上并未引起注意，大家更多关心的还是他的历史小说。2008年，电视剧《潜伏》热播，这才声名鹊起。这是小说原著与电视剧改编联袂双赢的范例。

读到这里，大家是否注意到，我评论王松、武歆、龙一的比较重要的三篇文章，都发表在天津作协的内部刊物《天津作家》上，后来并没有进一步深化，写成作家论投寄影响更大的公开刊物。这是因为我对自己的新一代作家研究的水平没有信心，感觉已经跟不上时代了。还有一个原因是那几年我担任天津电视台电视剧艺术咨询委员，更多精力用于关注电视剧创作和大众文化评论。

秦岭于1996年从甘肃天水调来天津，2004年成为天津作协的签约作家。在这个会议上，与他初次见面，但早已读过他的作品。在中国小说学会2006年度排行榜评议会上，秦岭的《弃婴》和苏童的《拾婴记》都是短篇小说的候选作品，题材相同，只能其中选一。投票结果《拾婴记》入选，但我个人认为《弃婴》毫不逊色。我在发言时讲了这个看法。后来秦岭说，这个发言对他是很大的鼓励。2009年，秦岭的长篇小说《皇粮钟》产生很大影响，中国作家协会重点作品扶持项目办公室、天津作协、百花文艺出版社于5月27日在中国作协十楼会议室联合举办作品研讨会。我对农村生活很不了解，为了更好地理解作品，我向秦岭请教有关农民、农业、农村的一些问题。秦岭于5月5日给我发来一个长达6375字的电子邮件，认真地从七个方面予以回答，使我大受教益，这才能够心里比较踏实地赴京参加研讨会，后来又给《天津日报》写了一篇《皇粮钟》的短评。

我多次提到“作品研讨会”，因为我觉得这是作家协会做的一项有意义的工作。把作家和评论家聚集在一起，面对面地交流、研讨创作问题，只要不是造势、炒作，而是实事求是、推心置腹地探讨实际问题，这样的“研讨会”肯定有助于推动文学事业的发展。那时新华路天津作协的四楼会议室，还有中国作协十楼会议室，许多天津作家和其他地方的作家在那里开过研讨会，这是他们作家成名路上的加油站，或许用个未必恰当的比喻，可以说作品研讨会是文学创作的“孵化器”。

这里我要说到一本书和一篇文章。在我年届古稀的2010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小说月报》编辑部计划编辑出版一套“风味小说”丛书，第一本就是《风味小说·天津卷》，编辑部嘱我写序。此书选了蒋子龙、冯骥才、张仲、林希、赵玫、肖克凡、王松、龙一、李治邦、武歆等十位天津新时期以来重要作家的十篇具有天津地域特色的佳作，他们都是我熟识的文坛好友，能为这个选集写序，是我的荣幸。我把这篇序文看作我融入天津文坛的象征!

2007年，我的肾病趋重，开始透析，直至2012年换肾。这些年乃至以后，我只能写些随笔杂谈，很少涉及文学评论。2018年，尹学芸的中篇小说《李海叔叔》获得鲁迅文学奖，这是天津文坛一件大事。我早已认识尹学芸，但不熟悉，从此开始关注她的创作。读了她2019年的新作《青霉素》，萌生了重新写作文学评论的念头，虽然文笔生涩，竟然还写成了《尹学芸的“妹纸叙事”》，发给《天津日报》，竟然采用了，此后又写了两篇。当然都是随笔式的短文，而且年届八旬勉为其难，强弩之末而已。

2004年，教育部要求高校学报提高质量，办出特色，开设专栏。那时我已退休，学报同事与我商量，希望我作为特约主持人，开设“21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专栏。我答应试试，马上约请蒋子龙和华东师大的杨扬赶写文章，自己也凑了一篇，这个专栏就这样仓促上马。此后骑虎难下，没有想到，当年这一允诺，维持至今，转眼已经十余年。我最近设想用两年时间，约请几位年轻学者，写一组天津作家新世纪创作研究的文章，最后再为天津的文学评论事业做点事。